重庆市民国《新修合川县志》八十三卷 郑贤书修 张森楷纂PDF电子版地方志下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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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合川区地方志, 【民国】《新修合川县志》(八十三卷)郑贤书等修,张森楷纂。郑贤书,字东琴,四川永川人,民国六年(1917)任合川县知县。张森楷(1858一1928)原名家楷,字元翰,又字石亲,号式卿,四川合川人。光绪二年(1876)入州学,得学政张之洞奖《輶轩语》、《书目答问》二书。次年入成都尊经书院肄业。五年山长伍肇龄推荐人锦江书院深造并兼任襄校。历时八年,撰成《通史人表》、《二十四史校勘记》等初稿。光绪十二年(1886)任家乡振东乡校主讲凡七年,编成《文字类要》等教科书一百二十五卷。二十一年(1895)任尊经书院襄校,执教三年,补齐《二十四史校勘记》所缺。应宋育仁约,编纂《历史邦交录》一百卷。二十四年(1898)出任邻水玉屏精舍主讲,修订《通史人表》。民国初期官四川总司令部参议员,后从事蚕桑发展研究,编修《四川通志》。一生“以身殉学”。著作共计一千二百八十四卷。
此《新修合川县志》由郑贤书倡修,延聘森楷为主办兼总纂。张森楷受聘后,立即写成凡例,公开征求意见,随即又组织编写班子,雇用测绘、采访事务工作人员,设志局于东岳庙,每天早餐后前往志局处理各项工作,晚上才返城,无论风雨寒暑,两年多如一日。张森楷精力过人,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坚持工作,天明即起,做至三更时刻才就寝。他从岳池县请来一批刻字工人,住在他家,按卷交他们粗板,刻好一板,印成样张,送与他审阅,及时改错,有时还加眉批,字多的达数百言。《新修合川县志》民国六年(1817)创稿,至八年(1919)冬,全部完成,总计七十六卷,装订为三十二册,为合川自有县志以来未有的巨著,它和在前的《遵义府志》与后来的《巴县志》相比,皆远为过之。开局之后,逾年郑氏奉调离任,接任知事吴国琦(四川江津县人)、陈世虞(四川巴县人)等继续筹款督修,至民国十年(1921)王鉴青(成都人)任内,方最后成书付梓,次年刻毕印行。此志分图经、谱、掌录、列传、余编、文在六大类,共五十六门附五门,约100多万字。为四川省纂修较住之的旧县志之一。不惟卷轶浩繁,内容丰富,且考证精确、记事详切。此志的目录,分为:(一)图经四卷,内分形势,T建置,山经,水经四子目;土(二)谱二卷,内分大事,官师,选举,民献,士族,邦媛六子目;(三)掌录二十五卷,子目较多,其中如典礼,蚕桑,艺文,金石等录都占有较多的篇幅;(四)传三十卷,由官师到流离均分为子目;(五)余编一卷;(六)文在一十四卷。上述六部分的文字不尽出于张森楷的手笔,在掌录中如农业,矿业等项则是李昌运写成,但在全书中,比重不大,而且张森楷加了不少的按语和眉批,所以梁启超记其事,称之为“张森楷独撰”。但张森楷不夺他人之美,本《新唐书》前例,分署他自己与昌运的姓名。所谓“图经”,“图”指官署,学校的立体图,“经”指文字的说明。仿《水经注》体例,用子注的形式附录乡先辈的住宅、坟墓之处及诗文可存者。旧时县志有八景、十景之说,模绘山川风月,等于捕风捉影,十分恶劣。张乃孚与程业修的前志都不免俗,唯有张森楷新县志不落此套,而且予以批判。谱与表名称不同,实际是一件事。正史自《史记》,《汉书》之外,以《新唐书》各表为最有影响,新县志的谱即以《新唐书》为蓝本,对发生在县境的事与人各为立表,其中如《士族》为其他县志所无。明清之际,县内人丁激减,土著无多,由湖广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等省移民而来落户安家至数千之众,由士族谱所记载的,可以作为绝好的证明。别县志书可能亦有这类文字的记载,但是要如新县志那样的记到姓、族以至于人,是绝对没有的。掌录无异于《文献通考》或《续文献通考》的缩影,不过前者是通史的,而县志的掌录只限于一个基层行政区域,但仍然是贯穿一县的古今人与事的史实。所谓“掌录”,“掌”取义于两汉各县职官的“掌故”,二百石,相当于后代县政府的科长,“故”就是档案;“录”是各科档案的综合叙述,整理成文,可以上供国史采择,下为地方志的文献资料,而这些资料完全是官方的,可以印证国史,甚至在国家丧乱,文献散失之余,地方档案反而可以成为国史的重要资料来源。所以,地方志中的“志”,“录”或者“记”等皆有一定的学术意义,此志的各种掌录中,以艺文,金石两部分最有价值,可供后代人取法。艺文掌录就是合川县和与它有关的人从古到今所有著述的提要,远溯于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,近取法于清《四库全书书目提要》,自成一家之言,以往各地方志少有注意到这方面。近六七十年以来人事变化极大,各地方前人的著作被毁灭的不知几许。如果各县志书各有艺文录,就可据以核实各县典籍已亡失与尚存在的数目。此所著录的书目,每种有一提要,文字长的可达数百言,辨章源流,抉择得失,兼专家与通才二者而有之,非深于学术的人做不出来,是新县志最精粹部分之一。金石录可说是合川县的金石文录与考证,为欧阳修与赵明诚两经典著作在地方志中的具体运用,可以自成一书,单独发行。诸掌录中有典礼一项,记载的丧礼引用清秦蕙田的《五礼通考》有关凶荒的全部文字,详述仓储制度的原原本本,对当年不恤民隐、剥削加剧的世道,救灾赈饥,有现实与深远意义。列传占新县志相当大的篇幅,是重要的组成部分,自官师以至列女,僧道,流寓,可传于后世供县人取法的,无不为之立传。张森楷依照史例,对生存人的事迹不录,但有时不免破例,用低一格的方法以示区别。在传中最为突出的:一是为“奉使”过境的人立传。“奉使过境”意思是出差经过县境,曾有的短期停留,如季汉的诸葛亮,张飞是。二是在名人中破除男女界限,同列在一卷之内,如明末女都督又加宫保的秦良玉。三是取材极广,家传、行述、事略、旧州志的传记、墓志铭皆在采用之列,即采访员从别人口中得来的,祠宇碑文,乃至认文之类有可用的,无不用上。四是记事较详,见于官师传中的有好几处。以前作地方志的人对本地的名宦事迹详于任期以内,去任之后的就略而不言,或者几句话带过去;独独新县志于可传的事,不问是否任内的,可详则详,如于成龙迁武昌府以后的事实,与合州并无关系,却有较多的记载,即是一个例子。五是序传。这是以《史记》,《汉书》为本的,由此可知,新县志既是一家之言,又是一家之学。余编纪的是与合川县地的与人相关,而不能引用到上述各类的文字,可看成漫谈的总汇。文在是《合川文在》的简称,取义于孔子“文不在兹乎?”一语,足见张森楷对《文在》的高度评价。从汉到民国初年凡县人可以人选的作品,都收人于《文在》内,不但为合川志所仅有,于全国各县志亦为少见。《文在》与宋袁说友的《成都文类》、明杨慎的《全蜀艺文志》体例一致,有十四卷之多,保存县人文学作品,所以有“过而存之”的寓意,史家用心正应如此,与选文家一切从严,如姚鼐等人的主张大有不同。梁启超论此志,以为得未曾有,说它与《江阴县志》同是康熙以来县志中的佳者。所言并非溢美之词。(参阅乙三:《《民国新修合川县志)述评》,西南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1981年第1期,第90-87页。)此《新修合川县志》今存民国十年(1921)刻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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